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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爆发后，精神科病房被临时关闭。到2月下旬时，我已经在家里待得失去时间概念，禁足的同时被一股强大的紧张气氛笼罩。

“姐姐，我走了，谢谢你陪我说话。”

小麦子的这条信息发自2020年2月20日凌晨5点，但直到早上7点多，我迷迷糊糊醒了，躺在床上准备刷疫情新闻时才惊讶地发现。

那些字像散落的拼图一样，我反复读了好几遍，脑子才慢慢把它们拼接起来。

我立刻坐起来，开始拨语音电话，一边等待接通一边快速穿好衣服。

语音当然没有接通，距离小麦子发消息已经过去足足两个多小时了。我紧张起来，在家里来回转了好几圈，又坐回到沙发上——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

家人看我着急的样子，问我小麦子是谁？干什么的？她在哪？

这些问题有点难回答。

我和小麦子是1月15日，差不多她消失前一个月，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的。

有时候我会在那个平台上写点专业相关的东西，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私信：气势汹汹地说精神科医生是杀人凶手的，还有直接说你良心坏了的。这好像是一种很盛行的观点：世界上本没有“精神病”，得了精神病的人都是被精神科医生陷害的。

还有一些来信声称自己发明了什么专利、找到了彻底治愈精神病方法、或者被人陷害（大多数都是被害妄想）想让我帮他伸冤的……

大多数我都是不回的。我给自己的定位类似“树洞”，而树洞的好处就在于——它不会说话。

小麦子的信就夹杂在这里面。

“我只是一个在学校附近漂着的，随时打算自杀的抑郁症患者。”——小麦子这样形容自己。

她私信我时说自己已经抑郁好多年，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想在离开之前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人听。她觉得，我是那个合适的人。

老实说我很害怕收到这样的信，因为不认真对待对不起这份信任，投入太多感情，又会觉得沉甸甸的，背不动。曾有个接过很多年自杀干预热线的老师说，干我们这行一定要注意“自我保护”，不要情感卷入太深。

小麦子的信就那样在我邮箱里躺着，我时不时打开看看，又关掉，像一块烫手的地瓜。我左手换右手，既没办法吃，又舍不得扔掉。

后来也许是因为快过年了患者少，我还是给小麦子回了信。

刚加小麦子微信后，我曾试图跟她语音通话，但那边只传来沙哑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很轻，轻到我几乎没有办法判断具体的内容，还有轻轻吸鼻子和点鼠标敲键盘的声音——我知道，听筒那边有个女孩在哭。

小麦子说她没有拿到毕业证，住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，跟家人说在考公务员。

那是个隔断间，大家回家过年了，但有一些人还在，她不想引人注意所以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。上厕所会仔细听外面没有声音了才去，冲马桶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，总觉得那个声音太大会吵到别人，也把自己吓一跳。

“快过年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”

不知道是不是出租屋有其他人回来了，小麦子突然挂断了语音，给我发来了一封信。

“我没有办法讲出来，所以把想说的都写下来了。”她说这封信她写了一个月，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事。

后来我们持续聊了一个月，小麦子几乎把她整个人生都告诉我了，但直到2月20日凌晨收到她的告别消息后，我才意识到——小麦子也许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她提前写好了自己的故事，只是选中了我来听。

故事讲完了，小麦子也消失了。

后来我和天才捕手计划商量，想刊发这封小麦子的来信。但因为联系不上小麦子，我们一直在犹豫，也一直揪着心。

这是她最真诚的记录，也是一份迫切发出的“寻人启事”——用小麦子自己的记录讲完属于小麦子的故事。

如果小麦子能够看见，愿她能从自己的文字里找回自己。

（以下是小麦子的来信——黑色部分是陈百忧的记录，灰色部分是小麦子的来信）

1995年1月，我出生在县人民医院，我家住在县郊的一个村子。我满月后，爸爸在村里办了满月酒，花了不少钱，现在我家还有那时买来的碗碟。我断奶那一年，妈妈借口回娘家（妈妈娘家很远）一去不回，逃离了这个贫穷的家庭。

这些都是我读小学时爸爸告诉我的，以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妈妈去哪里了，因为我没有“我应该有妈妈”的概念。爸爸给我看她的照片，我很平静，因为我对她没有记忆也没有感情。长大后我甚至非常理解和佩服她的决断，也并不怨恨她抛弃了我。

我家穷到什么地步呢？我长大后去亲戚家吃饭，亲戚指着米缸里的大铁勺说，那时你爸爸背着你来讨米，我舀了一勺米给他。

如果只是穷还好，妈妈离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已经50岁了，而我妈妈还很年轻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结婚，听起来像是“老光棍买媳妇，生下孩子媳妇跑了”这样的故事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。

老屋的衣柜里还有我妈妈给我织的毛线帽子。我爸爸现在70多岁，还穿着当年我妈妈给织的毛衣。

妈妈走掉以后，爸爸也没有去找她，在外面砍柴、扎扫帚卖、找工作。我被放在亲戚家寄养了一阵子。

我3岁的时候，爸爸经人介绍在县里小学有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。除了看大门，他还扫地、送报纸、养猪、冲厕所。这小学离我们村子很近，我就在这里长大。

六年级以前，我和我爸一直住在门卫的值班室里。那是一间瓦房，可以摆下两张床，一张吃饭的圆桌，几条凳子，一台电视机。瓦房背后是一个过道，过道装上了门，充作厨房和浴室。

值班室终日敞着门，人来人往，吃饭的时候偶尔会有人探头进来闲聊，晚上学校里的一个工友还要把摩托车放进来保管。

在这种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间里，我的生活就这样敞开在学校所有人的眼中。

有一年过年，我用红纸剪了一只兔子贴在值班室门口，没两天我爸就看不顺眼，让我撕掉它，理由是“这里是值班室，你以为是你家？”

我在值班室长大的，我把值班室认做家的。但每次我提出来要改善一下环境，装饰一下这个空间，我得到的永远只有我爸爸这句轻蔑的话。

我所在的地方从来都不属于我。